极飞科技是粤港澳大湾区这块“无人机产业高地”上又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企业。从2007年做“航模”开始，如今极飞已走上了一条聚焦于农业科技的赛道。在农业无人机销售占据大部分营收的同时，极飞开始推出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农业物联网及智慧农业系统等产品，转型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

广州极飞科技创始人兼CEO彭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介绍，2019年，极飞公司的总营收接近10亿，近年来公司年营收的增速基本为200%。

彭斌坦言，极飞的发展是享受到了国家上一轮基建的红利，尤其是“村村通”工程带来的基础设施完善。例如，相较于美国农田3G网络覆盖尚且有限的情况，中国农田的4G网络覆盖率已超过95%。而极飞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更是凭借制造业多年的积累，凝聚了一批自动化领域的优秀人才。此外，大湾区还有着产业链完善、配套紧密的优势。

彭斌认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曾走出包括约翰迪尔在内的一批出色的农机企业；而如今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到位，有望在智慧农业的土壤上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国农业科技公司。

成立之初，极飞更突出的是“极客”特征。经过多方调研和探索，2014年极飞转型走上了农业这条赛道。2015年，推出了其第一代植保无人机，并针对产品早期推广困难的现实，在新疆推出了直营服务。彭斌坦言，当时的考虑是农民会更愿意接受边际成本较低的产品，例如10块钱服务一亩地，而不是直接购入一台价格为10万元的硬件设备。

据彭斌说，如今新疆3600万亩棉花地中，已有三分之一也就是约1200万亩采用了极飞的植保无人机产品。

基建红利和湾区产业优势

《21世纪》：在你看来，大湾区何以成为“无人机产业高地”？

彭斌：首先是人才，这与广东过去二十多年的产业升级息息相关。制造业的升级实质上就是机器换人，这个过程需要自动化，湾区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自动化人才。而这又是无人机的基础，因为无人机本质上也是机器人的一种。

此外，大湾区的产业链非常完整，配套非常紧密。造一个电子类产品，从人才招聘、模具设计到元器件供应，以及最后的生产制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可能设计图做完，一周就可以拿到实物。而在“加急”情况下，研发部门需要的一个机械部件，在将设计图纸给到供应商后，可能隔天就可以拿到。

无人机行业的发展不会孤立存在，其在2013年左右的“暴发”离不开大的产业背景。消费电子市场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元器件价格的下降和性能的突破。以传感器为例，可能价格降90%，性能却提升了100倍。大湾区的供应链达到了这个成熟度。

《21世纪》：目前“新基建”话题颇为火热，这可以为极飞带来什么？

彭斌：我常和朋友聊到，未来全球5000美元以下级别的机器人市场，一定是中国企业的。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优势。中国农田的4G网络覆盖率超过了95%，这与国家力推的农村基础设施工程有重要关系：中国农田与村落交织在一起，“村村通”也意味着“农田通”。我曾去考察过美国的农田，发现除了人多的地方，3G信号都偶尔才有，4G更是没怎么有。

网络起到联通作用，允许我们把计算集中到云端，提前实现别人实现不了的功能，并在资源调度、成本控制上取得优势。不仅如此，联网可以了解设备的工作情况，在后端提供更多支持。这使中国成为了使用环境和场景最好的国家之一。

美国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农业模式”的土壤培育出了约翰迪尔等出色的农机企业。如今，农村的基础设施让中国拥有了智慧农业的环境和土壤，一定会培育出一批新兴的中国农业科技公司。

我们今天享受的红利，还是上一次基建的红利，也就是村村通工程，包括高速公路、宽带、移动网络的覆盖。我相信新的基础设施会打通信息、货物和人的流动。以5G为例，与4G网络相比，5G速度更快、延迟更低，人甚至无需到田里去了。可以在家遥控，或是远程监控。如果没有基础设施，这些都难以想象。

切入农业无人机的赛道

《21世纪》：无人机市场有多条赛道，极飞为何会选择农业？

彭斌：在无人机还被叫做“航模”或“飞行器”时，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让它飞得更稳定。2013年前后，无人机愈发可靠，可以按照指令执行各种动作。这个时候行业就开始思考，它一定可以有娱乐之外的其他用途。我们当时认为，无人机有四大应用方向，包括空中摄影成像、空中精准投放、空中调度和空中表演。而我们选择了精准投放，这就包括如今我们在做的化肥和农药喷洒。

就当时无人机的成熟度而言，还不能飞得太高，要考虑安全和稳定。而农田里，一方面不需要飞太高，另一方面，万一出现故障损失也不会太大。选择农业，第一是因为安全可靠。此外，中国有20亿亩耕地，未来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第三就是政策风险也较低。

我们当时发现无人机打农药没问题，效果不错，问题是当时无人机技术不太行，还总有故障。这给了我们信心，我们的专长就是让无人机飞得更好。

《21世纪》：相较于其他无人机企业，极飞定位农业这个赛道是否在吸引人才上会面临一些挑战？

彭斌：一定会。但换个角度，中国有几亿的农村人口，每年有上百万的大学生走出农村。我们最近招聘的很多员工就来自农村，他们的父母也还在农村。这些人才对技术上“酷”的理解会很不一样。他们在农村长大，希望为自己长大的地方带来改变。此外，他们对农业也有理解，比如从小就知道农药怎么打。另外，极飞还是一家小公司，这个行业也还没有到人才匮乏的程度，人才市场还是供大于求。

《21世纪》：大疆也在做植保无人机，是否感受到大疆的压力？

彭斌：不可能没有。我觉得如果创业者没有感受到竞争的焦虑，一定不正常。但竞争并非取决于某个特殊的点，而是长期经营和持续投入。

我认为我们未来和大疆的竞争会变少。当它认为我们做无人机时，会是正面交锋；但当它发现我们不那么“无人机”，也就是不会对它的主业造成挑战时，交锋就会减弱。此外，农业领域需要大量的持续投入，需要人才的底子，同时也非常辛苦。实际上，三四年前确实竞争很激烈，今年已经明显感受到竞争在减弱。

人口逆红利与更多“农业科技”

《21世纪》：除了无人机，极飞也开始做农业无人车、农机自驾仪，为何？

彭斌：2018年我们提出“农业科技公司”定义，背后其实是极飞已经不再是单一硬件产品、单一技术的思考维度。我们认为，无人机无疑已是中国农业最复杂的科技，这么复杂的系统和产品可以在中国农村规模应用，别的农业科技怎么会无法成功？

本质上看，中国农业社会环境“内卷化”的低效率平衡已经被逐步解开。城市化进程使中国农村人口从占总人口的60%降低到了40%，农村目前缺乏劳动力。农民不是需要“科技”，而是需要“效率”。自动化设备工具恰好可以填补这一需求。因此，我们不应局限于单一的无人机市场的竞争，而是充分利用大的环境和社会红利。

《21世纪》：极飞如何做市场教育，让农民接受你们的产品？

彭斌：我一度也有担忧，还为此做了很多市场调研。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本质上不是由我们推动的，也就是行业红利不是我们催生出的，而是来自农村的变化。年轻人基本都跑去城市，而留在农村的中老年人要面临年龄增长、体力下降的变化。这其实是社会的倒逼，是人口逆红利。我们的无人机本质上是无人化设备，符合变化中的农村的需求。

《21世纪》：目前极飞的技术和产品在哪些地区使用较多？在大湾区有应用吗？

彭斌：大湾区的农业很多是荔枝、芒果等经济作物，现在的无人机要在这些比较复杂的地貌上工作，还有很多技术和使用习惯需要突破。

目前在增城有一家上万亩规模的农场已经开始使用我们的软件和硬件，成为我们的自动化测试基地。但综合来说，目前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主要还是在大田作物上。我们的产品在新疆、黑龙江以及苏北地区、江汉平原和华北平原使用的规模很大。

《21世纪》：全球来看，还有哪些市场是适合极飞切入的？

彭斌：其实全世界都需要。新的农业科技首先颠覆的会是还没有被农业机械化改变的地方，也就是农业尚不发达、缺乏劳动力的地方。从我们的出口上看，缅甸、越南都在买我们的产品。此外，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销量也远大于欧美。

30%研发投入

《21世纪》：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如何？

彭斌：过去三四年，极飞都保持年200%的增长，目前没有看到有变缓的趋势。2018年我们实现了盈利，总营收接近4亿元；2019年营收接近10亿元。

中国的城市化还在进行中，农村人口外流还在进行中，老龄化也在并行，因此对科技产品的需求会继续增长。美国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1.6%，日韩是6%-7%，而中国目前是40%，还有很大的空间。不过高速增长的未必会一直是农业无人机，如果以3-5年的维度看，可能会有更多的农业自动化工具出现。极飞发展到现在，已有上千人的团队，我们不能只看眼前，需要提前2-3年布局未来的产品。

极飞团队中研发人员的占比大致在40%-50%，我们每年将总营收的30%投入到研发中。过去3年，我们获得的专利数超过了1300件。我们还在高速的投入和成长期。

《21世纪》：有冲击科创板的计划吗？

彭斌：我们其实已经完全符合科创板上市的要求，包括营收规模、创新和专利等等。不过，我们觉得上市是一个过程，而非目标。修炼内力、稳定渠道，上市会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