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月5日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

尽管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但从实践意义角度看，这对西部地区更加关键。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从2018年至今，浙江省共组织协调1440余家浙商企业到四川、贵州、湖北、吉林四省对口帮扶地区投资兴业，为助力西部地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作为省级组织的到中西部投资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表示，随着中国“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进入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东西部产业协作在由“产业脱贫”向“产业兴旺”的衔接转换上也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

第一、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但长效机制不够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表示，当前，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仍处在探索起步阶段。从大量企业负责人的反馈看，不少脱贫摘帽地区的产业发展存在定位不准、层次不高、链条不长、效益不好的问题，致使产业基础不牢固，脱贫稳定性和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还比较薄弱，极易在各种风险挑战的影响下再次陷入贫困。

张天任代表的建议是，在西部的乡村振兴实践中以市场为导向是关键，既要开展“输血式”帮扶，给予必要的资金、物资和项目援助，更要开展“造血式”帮扶，坚持优势互补，按照市场规律构建企业长期参与机制，促进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助推“产业脱贫”到“产业兴旺”的顺利衔接转换，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二，诸多响应乡村振兴到西部投资的企业反馈，当地产业脱贫要素保障支撑不足。具体看，西部地区农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实施了大批补短板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建设总体滞后与失衡的状况并存，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还比较薄弱，相对加大了投资方的隐形成本，也无形中抵消了他们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影响到东部地区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因此，必须强化制度性供给，进一步增强东西部产业协作的要素保障支撑。张天任建议，一方面，要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特别要加快农村水、电、路、气、信等设施的提档升级。另一方面，要稳定好政策预期。

张天任代表认为，建议正在制订中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应就财政投入、土地出让收入、资金基金、金融服务、融资担保、用地保障，以及东部地区社会资本参与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扶持措施，作出更加明确、更具针对性的规定，切实从国家法律规范上硬核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充分激发东部地区社会资本参与西部乡村产业振兴的投资活力。 

第三、产业脱贫深层次内生发展动力没有得到完全激发。诸多企业负责人告诉张天任代表，西部贫困地区长期得益于国家扶贫政策的无偿支援，使少数贫困农户养成了“等、靠、要”的思维习惯，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比较明显的是，少数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后，仍在行为习惯、文化习惯上与现代企业管理相抵触。这些“精神贫困”问题增加了扶贫企业在当地搞好经营管理的难度，加大了管理成本，增加了投资风险。

张天任代表建议，只有“产业脱贫”和“精神脱贫”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振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衔接的内生动能。

这有没有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张天任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扶贫项目建成运营后，必须巩固拓展“产业脱贫”成果，创新收益分享模式，可以通过返利型合同、参股联结等利益分配方式，将农户融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产业链，打造“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乡村振兴红利。

如何从制度上发挥出利益共同体的长期效益？

张天任代表认为，建议加大高素质产业工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广泛构建“地方财政补贴+校企联合培养+龙头企业安置”相结合的新型高素质产业工人和职业农民培育、对口就业体系，对西部地区传统农民进行精准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培训，消灭“精神贫困”和“能力贫困”的代际传递。

“既扶贫，又扶智，还扶志，激发和培育西部地区群众自主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脱贫。”张天任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