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披荆斩棘，百年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成立初期仅有50多人的政党发展到了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448.8万名增长约19倍。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建设的波澜壮阔过程中，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书写了世界瞩目的壮丽诗篇。站在建党百年的新的历史方位，我们追寻红色金融百年足迹，是为了不忘初心，从这伟大历史实践中汲取宝贵历史经验，继往开来、勇于担当作为。

党的百年历史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历史内涵极其丰富。其中，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业即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革命斗争史，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始终坚持自身底色，与红色政权同色。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业在巩固人民革命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以及有效抵制敌人的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以自己的财政金融力量支持革命战争，确保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必要的金融管理经验。与此同时，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培养起来的一大批红色金融家和金融人才，为发展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制度史上的创举，为党领导的金融事业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深刻回顾红色金融历史，我们才能强信念、担使命、守底线，才能更好地落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

一、百年红色金融史的核心启示

百年历史中，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昔日红都迹尚留，公房简朴范千秋”，当年战火硝烟、时局动荡中金融的蹒跚前行和改革开放后金融的迅猛发展，带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是大国发展背后必有金融作为强大动力。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与国家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举几个例子，十七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一家期货交易所，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荷兰由一个弹丸小国一跃成为海上第一强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英国银行业蓬勃发展，中央银行制度、利率市场化、外汇交易市场等制度创新，为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的大规模资金需求注入了燃料和动力，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帮助英国顺利完成工业革命。十九世纪，华尔街成就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而纽约则帮助美国确立了全球领先的发展优势。中国革命斗争时期，金融保卫战也是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6年10月湖南省衡山县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壹元布币始，红色政权先后建立过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过七种材质的514种货币，这些货币在保障革命战争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时要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内外部形势都要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其中金融的中坚作用凸显。红色金融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助推器。

二是党的优良传统是金融的底色保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切政党的优良传统，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重大战略任务，就是要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令行禁止，为改革发展保驾护航。打铁必须自身硬，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业就必须以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为准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陆续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为金融业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提供了法律保障，强化金融风险源头防控的能力。

三是专业人才是红色金融的生命力接续。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成长起来的。面对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党培养的红色金融家，硬是凭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信仰、勇气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红色金融的先驱者毛泽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高捷成、红色纸币设计之父黄亚光、长征路上的金融挑夫曹根全、新中国金融奠基人董必武、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一位又一位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专家，一次又一次创造金融史上的奇迹。

二、党领导下的“产融结合”

经济史学家Gregory Clark教授提到“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然而，工业革命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变革，而是一场金融革命。大国兴衰往往伴随的就是工业进步的此消彼长，工业进步差异的背后是金融的差异。现代化大生产需要给现代企业更大的融资规模和更新的融资模式，于是出现了美国大财团，适合其产业、技术的金融安排能大量动员资金，通过股票市场不仅为石油、汽车等重工业提供了巨额融资，而且将相关企业重新组织，出现了托拉斯代表金融资本产业联盟。但是不同国家融资模式并不一样。德国和日本工业化中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的是银行，于是大型银行与实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大型财阀。虽然日本、德国的财阀力量在二战后被削弱，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韩国的财阀集团看到曾经在日、韩、德等出现过的资本与实业融合的财阀模式。与这种模式不同的是，苏联工业化通过国有化的方式将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融合起来，推动了快速工业化。

将目光聚焦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9年以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这与当时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十分丰富的现实并不完全相适应。所以,政府需要推行国家垄断的外生性金融制度,将金融机构（实质以国有银行为主）基本上完全统一在中国人民银行这一金融体系下。1979年以后,我国的金融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也相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便陆续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并先后成立了各种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合作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的政策,同时还陆续批准组建了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年成立国内第一家财务公司——东风汽车工业财务公司。此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高速发展，在企业数量和资产规模上都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金融力量。显然，党领导下的中国既没有复制财阀模式，更没有回头走苏联模式老路，而是独立自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道路。三十多年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壮大，也有效地验证了这种大型产业集团“内部财团”的政治经济体制适配性。

三、“产融结合”的新作为新担当：打造产业金融生态圈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整个实体产业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问题，货币政策虽力求“精准滴灌”，但实体经济仍需要更多的“金融暖企惠企”支持。“产融结合”是党领导下中国国企改革配套制度供给的先进实践，产融结合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在新经济态势下，规范推进“产融结合”，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从财务公司的角度看，财务公司扎根实体经济，依托行业核心企业，连接产业链上下游，是距离实体经济最近的金融机构，是金融资源对接实体经济最快捷的通道。截至2020年末，财务公司全行业表内外资产总额11.17万亿元，法人机构总计257家，其背后是拥有近百万亿资产的257家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的成员单位超过八万家，涵盖电力、石油化工、钢铁、机械制造、民生消费等十七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类行业。其中，90%以上都是主业显著、产业链条较长的实体产业集团，这些产业集团又上下联通着数千万家中小微企业，覆盖了整个实体经济。若抓住财务公司这个产融结合关键点，积极开展内外部产业链金融业务，就能串联起整个产业链，由点到线、由线及面，服务好整个实体经济。

实际上，财务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定位便是产业链金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风汽车财务公司等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拥有较长供应链的制造业领域，为这些企业集团的内部产业链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财务公司金融服务内涵不断丰富，外延日益拓展。2016年监管部门又发文支持财务公司开展“一头在外”的延伸产业链金融业务（服务外部上游产业链）。至此，财务公司具备了为集团所处全产业链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资质与能力。新形势下，可考虑允许所属企业集团产业链间存在上下游关系的财务公司开展“财-财”合作，可进一步将产业链扩容至整个生态圈，为整个生态圈赋能。

要实现供应链金融的广泛开展和生态圈的成功打造，亟须监管赋能，即在“金融服务实体”的初心下，鼓励供应链金融创新和多方合作。创新方面，建议给予供应链金融参与方更多的创新空间，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允许其运用最新金融科技、理念方法等探索开发基于客户需求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丰富供应链金融服务内涵，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合作方面，建议支持财务公司与银行探索开展第二手、第三手的产业链业务，各自发挥优势，同时鼓励更多利益相关方和参与方积极协作，打造良好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共同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汕头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广东省委经济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