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经智库》《财贸经济》副主编）

3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减税降费作用及相关安排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李克强总理指出，“从我们这几年的实践看，减税降费效果最直接”，同时，退税优先考虑小微企业，因为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支撑的就业人口多，而且现在是他们资金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所以要在今年6月底以前，把小微企业的留抵税额一次性退到位，把制造业、研发服务业等一些重点行业的留抵税额在年内全面解决，对小微企业的增量留抵退税逐月解决。

首先，减税降费效果最直接。结论是要有理论和实践支撑的，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价需要理论和实践支撑。积极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不同的实施方式。选择什么方式要充分考虑政策的效果。一项政策效果如何，要看政策覆盖对象的反应。为了解决企业困难，可供选择的宏观支持政策包括大规模投资、发放消费券和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是在这三项选择题中所作出的选择，而且是企业的选择，是市场主体的选择。

道理很简单。政府大规模投资确实可以刺激经济，但只有在投资链条上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才能从中受益。政府发放消费券也是同理，只有消费者选择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企业，才能间接受益。减税降费则不同，减税降费特别是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只要符合条件，企业和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从中受益，作用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正因如此，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才得到企业们的一致支持。

减税退税安排是在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任何政策都需要不断优化，否则政策效力难免递减。2022年规模约2.5万亿元的减税退税政策，规模大大超出市场预期，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超出常规政策。增值税留抵税退约1.5万亿元，力度大，可以大大增加企业和市场主体的现金流，而且这样，企业该进行的投资和购入，即使没有对应的销售入账，也敢放手去做。其效果是三重的，第一对投资和购入的企业有利，企业行为可以不用考虑税制因素。第二，对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有利，从而进一步扩大销售，做大市场。第三，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增值税留抵占用企业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让税收对经济的扭曲性增强，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

并且，退税对象优先保证小微企业，这是根据现实作出的选择。小微企业应对困难的能力本来就较弱。面临散发疫情，小微企业更是面对更多困难，资金最紧张。小微企业在保就业、稳就业以及促进社会稳定上有特殊作用，退税优先安排小微企业是适当的。而且，在6月底之前，把小微企业的留抵税额一次性退到位，对小微企业的增量留抵退税逐月解决。留抵退税的存量和增量都有相应的政策安排，这充分说明小企业从减税中受益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退税是及时雨，来得快，因此广受欢迎。退税效果要充分展现出来，就必须优化退税方案。承诺全面解决先进制造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生态环保、电力燃气、交通运输等行业留抵退税额在年内全面解决，对于这些重点行业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考虑到重点行业对于创新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以及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优先安排退税的意义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最后，减税降费不能只看眼前的付出。减税降费肯定直接减少政府收入，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李克强总理指出，以减税为导向的增值税改革，自2013年以来累计减税8.7万亿元，但财政收入从当年的约11万亿元到去年的突破20万亿元，财政收入几近翻番。这说明评价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要把眼光放长远。事实上，政府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地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政府可以克服短视，从长计议。道理是简单的，就看要不要去做，以及如何去做。减税降费是政府在帮助企业和市场主体克服困难，此中政府肯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包括过紧日子，但最终会换来更多的收入。这正是：新增市场主体交的钱就超过减的钱，现实早就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放水养鱼，水多鱼多，水深鱼大，涵养水源，就是在涵养税源，市场主体过得好了，整个社会才会更好。

中央财政“托起”退税重担。考虑到一些地方财政的困难，中央财政在减税降费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2022年的退税，除了地方政府之外，最主要的是中央财政发力。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幅预计高达18%，达到9.8万亿元，而且退税直达企业，对基层补助直达市县基层。可以说，中央财政“托起”退税重担。千方百计扩大减税退税规模，体现的是政府的担当，体现中央财政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积极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