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人们对于变化的感知可能不够灵敏，而且应对变化的举措往往落后于变化本身。英国技术思想家哈奇姆·哈扎尔在《指数型技术重塑世界》一书里，将这种现象称作“鸿沟”，指的就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现有制度的缓慢适应能力导致的结果。这本书从商业、就业、全球贸易、网络安全等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作者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关于技术如何改变社会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全面指南。

这本书讨论的是指数型技术带来的变化，这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过程类似一条以时间为自变量的指数函数图形。一开始，一项技术的普及是缓慢的，早期的使用者会对它进行实验，而生产者会研究到底该生产什么，以及如何定价并逐步提高产能。在某一时刻，产品到达了一个拐点，它的传播速度就会迅速增加。因此曲线一开始增长缓慢，随后曲线迅速升高。在后面这个过程中，由该技术驱动的企业的规模会变得比传统认知中的更大。少数超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而其竞争对手则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呈现出“赢家通吃”的特征。

在每一个新康波周期，尤其是在新霸权周期的开始阶段都出现过指数型技术。比如，英国霸权初期那些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在美国霸权初期出现的电力、汽车和电话等。而在工业化晚期和数字化时代的过渡期，指数型技术则多为数字化技术，而它们的应用速度也就更快了。

经典经济学过去忽略了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按照传统的生产函数模型，一部分产出无法以劳动力和有形资本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这些数字技术主要应用于消费领域，不像之前应用于制造业的那些技术，需要大量的有形资产投资，有些难以纳入GDP的统计之中，也难以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内嵌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索洛悖论，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即资产的形态增长从有形为主，最终将达到无形资产占绝大部分的结果。1975年，标普500指数公司83%的价值由有形资产构成，到了2015年，占比发生了逆转，只有16%的价值可以用有形资产来衡量，剩余84%是以无形资产衡量的。

数字化的指数型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同样可以很深广，那么无形资产的流通和增值可能远比有形资产更高效。由于现有的核算总产出方法不包含无形资产的价值和贡献，实际GDP可能被低估。但这种情况也正在改变，数据要素通过数据资产的形式计入财务报表，最终会体现在GDP核算结果中。我们从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中可以观察到，硬件性价比上升反映了有形资产投资占比下降。随着技术发展和经济形态变化，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尤其是数据资产或有形资本的重要性在换位。从1971年到2018年，关于芯片制造的研究数量按每年8%的速度增长，而半导体晶圆厂的建设成本以每年约13%的速度增长。尽管硬件投资增长的速度要比投入无形资产研究的增长速度快一些，但是差距已经变小了。

作者指出，计算、能源、生物和制造领域将为企业提供指数化增长的机会。比如，增材制造（又称3D打印）就是制造方面的一种指数型技术。一个行业越是数字化，也就越容易出现超级明星公司。在全球化供应链时代，拥有无形资产的链主企业将成为超级明星企业，实现指数型增长。它们就像是甩掉了体积庞大的固定油箱，通过“空中加油”方式可以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作者发现这些大企业往往以网络效应为发展动力，与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存在不同，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管理被重新定义为“对下一个技术赢家、下一个大事件的一系列探索”。例如，客户购买数据表明购买紧身牛仔裤的女性更有可能花钱修理智能手机，该公司于是推出了一款面向购买时尚裤子的年轻女性的屏幕保险产品。通过这样的扩张，该公司很快将业务扩展到支付、财富管理、信用评分、贷款和保险。这些服务可以在客户的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成功吸引了40%的客户使用全部服务，更有80%的客户使用了其中三种以上的服务。大公司实现持续增长的其他两种手段是垂直扩张（并购）和凭借自身雄厚的财力创造新的经济领域。前者譬如谷歌，而后者则有苹果的APP商店。

内嵌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了这类技术会形成规模收益递增，因此超大型企业有能力和意愿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其目标是取得技术突破，从而培育全新的行业，这样一来，就可以继续主导这些新行业。作者提供了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大型团队确实推动和提升了科学水平，但是突破性发明和颠覆现有科学的新发现多数是由小型团队作出的。另外一个研究在分析了人工智能领域11万篇论文后，发现与学术研究相比，由公司主导的商业研究似乎专注于已经被证明能够获得成功的方法，往往会减少对其他可能路径的探索。（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