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速度面前，深圳是没有地标的。”

如果在34年前听到这句话，时任深圳国贸大厦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的王毓刚绝不答应。毕竟，楼高160米的深圳国贸大厦在1984年封顶后，曾占据全国第一高楼桂冠长达10年，并成为深圳当时绝对的地标性建筑。

但往日不比今时。在深圳这个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早已被刷新。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目前建成与封顶超过200米的建筑超过100栋，2015年封顶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甚至近600米高。

至今回忆起1982年初到深圳时的场景，王毓刚仍历历在目：“当时的深圳完全是个小渔村，一眼望到头到处是荒草滩和鱼塘，人们住的是茅草屋、走的是沙土路。”他如何也想不到，在不到40年间，深圳从一个荒芜“小渔村”变身如今满城“摩天大楼”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单是王毓刚，但凡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学者都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深圳缘何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奇迹”？从1979年到2017年，深圳GDP增长万余倍；从昔日农业边陲县，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创新之都。

也恰恰因此，深圳被称作观察中国发展逻辑的最佳窗口——“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勇气、“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三天一项制度”的创新智慧皆脱胎于此。如今，深圳又将开启它“改革再出发”的新征程。

深圳速度3.0

回溯改革开放40年历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袁庚。是他一手缔造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终成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起锚地”。

1978年，61岁的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自香港涉海而来。在考察过深圳后，他提出在蛇口设立工业区，因为这里“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原料”。

但事实上，当时的蛇口连砖瓦房都没有几间，直到1980年，指挥部办公室依然设在集装箱和租来的蚝民房子里。

1980年1月，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乔胜利到蛇口报到。在多年后，他回忆起初到蛇口的一个细节时仍不免唏嘘：“映入眼帘的到处是荒地，有的地方杂草比人还高，草丛里蚊子不仅多、个头还大。有一次我抓了一只，连腿加上翅膀有1.5厘米那么长。”

“踌躇满志”的蛇口工业区可谓“筚路蓝缕”，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吸引企业上百家。

许多参与蛇口开发建设的人，至今仍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记忆犹新：基础严重滞后的蛇口，自1979年7月8日破土动工后，“差不多几天就炸开一条路来”。

如此“蛇口速度”背后，与袁庚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无关系。“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往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在建设首项工程蛇口港之初，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每天运泥20-30车，严重拖慢了工程进度。袁庚着急之下想出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完成定额则每车奖励2分钱，超出定额则奖励4分钱。

正是这“4分钱”的超额奖励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袁庚甚至为这4分钱的“官司”闹上中南海。在中央的最终支持下，超产奖励被重新执行，而这一创新性举措也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的序幕。

自此，总面积不足11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工程招投标、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劳动分配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开全国先例的蛇口吸引了复员转业的任正非，在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数年后的1987年，他创立了日后通讯行业的龙头——华为；广东湛江八甲水电站的工人马明哲也来了，在做过两年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后，他在1988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国平安。

彼时的蛇口，效率极高，充满着干劲、热情和不断的尝试。当时，企业从申报到成立只需10天，而其他地方走完流程至少要3个月。风云际会的蛇口凭借于此，快速催生出包括华为、平安、中集、招行、万科等一批日后的世界500强大企业，最鼎盛的时期，蛇口一度有300多家企业。

而差不多就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也于1980年8月成立了，“春天的气息”开始从南海边画就的小圆圈里弥漫开来。

从蛇口到深圳，改革的基因一脉相承。在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号召下，“小渔村”深圳创下诸多“中国第一”，尤其是“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响遍全国。

蛇口开发31年后，在与蛇口半岛连接依存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获批成立。53岁的郑宏杰被“点将”担任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而他面临的形势与袁庚显然不同。

“当年袁庚杀出一条血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但30年来很多制度已经形成，我们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探索出适合未来发展的新体制机制。”他认为，前后需要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探路。

在前海这片希望之地上，“深圳速度”也越发强劲。数据显示，前海近5年每年平均诞生超过3万家企业；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截至2018年3月，前海蛇口片区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数358项，即平均3天左右就推出一项创新制度。

与蛇口“几天炸出一条路”、深圳“三天建成一层楼”相比，前海“三天推出一项创新制度”则代表了“深圳速度”的3.0版本。

华强北萌芽“创新之都”

1984年，新华社那条“深圳创造‘三天一层楼’新纪录”的消息，鼓舞了一大批“拓荒者”前来深圳。马福元便是其中一个。

1985年，他从电子工业部南下深圳，出任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兼任深圳电子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彼时，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了一批国企、外企与民企，电子信息产业大有成为深圳工业主导产业的趋势，但同时散乱低效的现状又造成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难成气候。马福元甚至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万一不行，以后就在深圳开个‘马福元饺子馆’”。

深圳电子产业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领头羊”，而马福元的任务就是要带领深圳电子产业转向集约化、规模化，并把电子产品推向紧俏的国际市场。上任伊始，他就摒弃了行政手段，改用市场力量整合百余家电子企业“抱团”发展。

整合后的深圳电子集团便是日后知名的赛格电子集团前身。1988年，在马福元的协调下，赛格电子引入全国160多家厂商和10余家港商进驻，在华强北路开展电子元器件市场化交易，为深圳电子企业配套。

马福元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无心插柳”反倒奠定了深圳日后成为“硬件硅谷”的基石——全国各地的电子企业纷纷跑到“华强北”拿货，最终带动20多个电子市场集聚于此，华强北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鼎盛时期超过100万客流，年销售额达370亿元。

深圳市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程一木长期观察华强北市场，他做过统计：华强北的电子商户至少有1万家，商户背后还有一个延伸至珠三角乃至海外的数万个供应商。“这意味着，华强北背后拥有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支撑体系。”

“华强北居于供应链中心，有足够快的迭代速度，快到连硅谷都无法想象。”程一木说，在华强北周边不超过1公里范围内，厂商能找到任何想要的元器件，不到一周就能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而成本可能只相当于硅谷的1%-5%。

这对硬件创新而言极具“诱惑”，华强北凭借强大的产业链，吸引来一批硬件创客、极客集聚。曾泓瀚2016年带领团队来此创业。早在1990年，还在读小学的他曾在华强北买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电脑。当时的他绝不会想到，20多年后的今天，华强北会成为他再次创业的起点。

“深圳始终还是全球电子的集大成者。”曾泓瀚直言不讳，华强北则是这个“集大成者”的中心地带，“在这里找不到的零件在别的地方就找不到了。”

曾是全球最大山寨手机集散地的华强北，如今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在深圳的创新体系中——“国际创客天堂”。无论是大疆的无人机，还是自动驾驶系统所需的激光雷达，从创意到成品再到量产，皆诞生于此。

从荔枝节到高交会

多年以后，不知道马福元是否会回想起1988年的那次无心之举，华强北之于深圳，第一次有了创新的萌芽。

但真正以“创新之都”自称，还要归功于十一年后的那场“高交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简称）。

1999年，首届“高交会”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马化腾就是其中之一。

诞生于华强北一个忙乱楼房里的腾讯，在1999年左右遭遇了“无米下炊”的危机关头。因QQ用户疯长，马化腾却已没钱购买服务器，四处融资而不得。

就在首届“高交会”上，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整个展馆，为腾讯拉回第一笔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220万美元风险投资。

同样是在1999年，还在上小学的刘若鹏第一次参加“高交会”。他第一次在展会上听到“纳米”等新鲜名词。20年后，当他再次走进“高交会”时，已是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他主导研发的超材料，在专利数量上已经占过去10年全球申请总量的86%。

恰恰就是这场改变马化腾和刘若鹏命运的“高交会”，同样改变了深圳的命运，至今仍然是其最具招牌的名片。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高交会”在成为名片前，深圳曾是荔枝名城，荔枝树就超过8万多亩。深厚的群众基础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令“荔枝节”成为深圳一年一度的城市盛会。

彼时，深圳在1988年到1997年短短十年间，通过“荔枝为媒、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累计为深圳协议利用外资7.4亿美元、内资22.6亿元，商品成交额84.5亿元。

1998年，张高丽接替厉有为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时，深圳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全国各地都在改革开放，过去给深圳的一些特殊政策，变得慢慢“不特殊”了。“以后如何发展”被深圳提上日程。

上世纪90年末，在“科教兴国”战略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但种种原因之下，当时国内的科技展会与技术成果交易市场普遍存在规模小、成效不大等问题。

彼时的深圳，伴随着华为、中兴等一批本土企业的崛起，科技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发展也遇到了瓶颈，急需一个更大的展示和交易平台。

改变历史进程的拐点，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偶然的“灵机一动”。

据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的李连和回忆，1998年深圳市主要领导带队考察厦门、上海与大连，当时大连举办的“国际服装节”声势浩大，对深圳考察团很有启发。彼时，深圳“荔枝节”声势已越来越弱。

“高交会的诞生，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就是那次大连考察。”李连和回忆，考察团返回深圳后，深圳市就开始决定停办“荔枝节”，同时将其“变身”为更具时代特色和使命的高科技展会。

1999年，首届高交会“一炮打响”：当年参展企业有2856家，参展项目4150个，到会投资商955家，5个外国政府团组，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32家世界著名的高科技跨国公司，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及22所著名高校、4个国家部（院）组团参加了展示交易洽谈，成交额高达64.94亿美元。

自此之后，“高交会”深刻地改写了深圳科技企业，乃至深圳的命运。

诞生于深圳的比亚迪，凭借全球首款双模电动车在第10届高交会上获得了股神巴菲特18亿港元的投资；2015年，首次在高交会露面的奥比中光，凭借量产的第一代3D感知芯片及产品走向世界舞台。据统计，在过去20年时间里，借助高交会平台从而上市的企业不下300家。

深圳“改革再出发”

如果铺开深圳高科企业分布图，平安、华为、腾讯，以及近年声名鹊起的华大、光启、柔宇、大族、大疆等民营高科技企业星罗棋布。

距离蛇口20公里外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以近600米的高度成为深圳第一高楼，中国平安集团以逾5万亿元的总资产跻身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第29名。

位于深圳龙岗区坂田的华为，在创新“无人区”攻坚跋涉的同时，其手机2018年度全球发货量即将突破2亿台。

在南山科技园的腾讯，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包括众安、阅文、希玛眼科、腾讯音乐等多家腾讯系公司相继在香港或美国上市。

作为“创新高地”的深圳，仍在不断给予民营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所需的沃土与养料，华大、柔宇、大疆、大族激光等企业不断成长为业界标杆。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深圳乃至中国产业迭代发展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切，还要从深圳为民营科技企业开“出生证”说起。

1987年的一个上午，任正非行色匆匆，专程从北京飞到深圳，华为公司翌年在深圳成立。针对那次行程，任正非在多年以后回忆说，那是他专程前往深圳取回一份叫做《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文件。

任正非提到的那份文件，是深圳1987年选择主动打破政策“天花板”。而这项政策的直接参与者、起草者是1984年从肇庆调往深圳的杨润齐，时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副科长。

彼时，民间科技企业是不能由个人独立注册的，需找到国有单位挂靠或者合办才能建立，民企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制保障，严重阻碍了深圳科技产业的发展。

在杨润齐看来，此项政策对民间科技企业“扶正”，为深圳经济腾飞以及发展高新技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甚至影响到了全国，为各地后来陆续制定鼓励政策做了参照。

正是在当年的这一政策下，大量科技人才开始走出体制创办了后来的中兴、华为、创维等。深圳民间科技企业在3年间增加了300多家，其中民间科技企业几乎占到深圳全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如今，在这股经济腾飞热潮中，粤港澳大湾区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随着进入科技创新全球化时代，深圳正致力于向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蝶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形象地比作“煲一锅汤”。在他看来，煲汤首先要有优质材料，而这些材料不完全在锅里产生，要在全世界找，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也一定也是面向全世界的。

深圳也正是这样做的，深圳在2010年后，陆续推出了“英鹏计划”、“孔雀计划”等吸引海内外各类高端人才的计划，特别是推出针对国际人才的系列政策，面向全球70亿人“招才引智”。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深圳市共有全职院士29名，累计认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10547人，发放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18亿元，引进归国留学人员超过10万人。

除“外引”，深圳还在花大力气“内培”。为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深圳频频与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建立合作，试图弯道超车。

在深圳建市之初，深圳的大学、科研院所数量都是“零”，科技资源可谓“一穷二白”；到现在，深圳共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达1739家。

作为中国创新之都，深圳在2018年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定位，即到2050年，建成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经济特区，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下一个40年，深圳如何发展？”或许在深圳市市委书记王伟中的数次公开发言中，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还得靠改革开放。”

（编辑：陈洁，如有建议意见请联系：lizhen@21jingji.com，duhy@21jingji.com，daicc@21jing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