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研究员

通货膨胀是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目标，被称为“通胀目标制”。然而近年来，美欧日等国的“通胀目标制”都遭遇到一定的挑战。

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通胀目标制”遭遇挑战的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通胀率长期低于央行设定的目标通胀水平。这一点在日本经济中表现尤为突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日本央行长期将“实现2%的通货膨胀”设定为货币政策目标，并为此采取了多轮宽松货币政策，然而，日本的实际通胀率在绝大部分时期仍未能达到这一目标值，甚至仍处于通货紧缩边缘。日本央行宛如手握长矛（货币政策）对空气（2%通胀目标）宣战的堂吉诃德，手舞足蹈了二十多年，未见效果。

显然，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目标，如果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都未能实现，那么该目标设定是否合理，就成为一个值得引起反思的问题。美国的情况好于日本，但也出现了类似的挑战，正因如此，美联储从2020年起转为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制”。

在中国，该挑战主要表现在于，有时大体稳定的CPI增速与民众对物价上涨的直觉感知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住房价格”——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住房价格普遍上涨，然而CPI却长期基本稳定在2%-3.5%之间，近两年来核心CPI甚至长期位于2%以内或更低。

一方面，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家庭而言，购房支出占据了可支配收入的最大份额，影响着亿万家庭的收支压力和生活福利。另一方面，房价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复杂的双向联系。尽管根据传统的CPI统计核算理论，居民购买住房被认为是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因而房价上涨不直接计入CPI。但是，制定货币政策时理应考虑将房价大幅变动纳入考量。

拥有一个科学、准确、可靠的指示系统，是汽车安全行驶的重要前提。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而言，指示系统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就是通货膨胀仪表盘。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以CPI、PPI和GDP平减指数为代表的传统通胀指标的有效性正在降低，可靠性面临挑战，须及时校准、完善、升级。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在央行“政策研究”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的文章，对于我们加深理解通货膨胀概念、改进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具有很大启发意义。该文章提出了传统通胀度量方法存在的四方面问题：一是传统通胀度量方法较少包含资产价格，带来失真问题；二是以什么收入作为计算通胀的支出篮子存在争议；三是忽视了劳动付出度量对通胀感知的影响；四是基准、可比性和参照系面临挑战。这些问题都是近年来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反复遭遇的问题，尤其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段特殊的“通胀爬升期”，有些时段会呈现出如下三点特征：

一是结构性通胀——不同种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跌，多数服务品行业价格较快上涨，工业品领域上涨较慢甚至下跌。住房价格前期涨幅较高，容易推升民众的“通胀痛苦指数”，影响消费能力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二是被动通胀——即由劳动力成本和住房等资产价格倒逼的被动通胀，导致居民一般生活成本上升速度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三是通胀感知分化——不同收入群体对物价的感知明显分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等，由于收入篮子和消费篮子的差异，不同群体对通货膨胀的感知和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这既有货币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还有人口结构演化的原因、产业结构转型的原因。宏观经济管理者须要很谨慎地把握好政策平衡，争取以较小的代价度过这一特殊阶段。央行可能面临一定的两难选择——在基础物价与边际物价之间，在资产价格与一般物价之间，在制造品价格和服务品价格之间。

总而言之，对于身处中国经济的货币理论研究者和货币政策操作者而言，如何根据结构性通胀、被动通胀和通胀感知分化等特点，研究设计出更为科学、准确、可靠的通货膨胀度量方法和指标体系，正在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