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疫情持续和地缘局势风险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全球各国经济的复苏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1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较1月份预测值下调0.8个百分点。IMF认为，燃料和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对低收入国家弱势群体的打击最大。为应对通胀高企，全球多个经济体加息，导致投资者降低风险偏好、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此外，低收入国家新冠疫苗短缺可能导致新一轮疫情暴发。

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他在评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落地效果的同时，也谈及当前中国身处“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郑永年。资料图

RCEP更具包容性

《21世纪》：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您认为RCEP在促进亚太区域经贸格局方面起到怎样的作用？作为区域性合作框架，RCEP在构建多边贸易和促进自由贸易方面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郑永年：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做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自由贸易区，尤其是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就开始搞“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现在的拜登总统又在推所谓的基于价值之上的集团(value based bloc)。其实，这种贸易形态就像是回到以前的冷战时期。当时世界处于两极化，美苏两个集团之间的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自由贸易”只存在于两个集团的内部。

在过去四十年，在苏联和华约解体后，全球化出现一体化，形成了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经济发展因“超级全球化”而生。但“超级全球化”在为我们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分化和中产阶级萎缩，结果是美国和英国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而这也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原因。为了应付国内问题，美国开始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与之不同的是，亚洲国家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我们从来没有过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自由贸易。比如，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签署了“10+1”自贸协定，竞争不可避免，但这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我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同时也是双赢的。

我们如今所建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是同理。RCEP与美国所提倡的TPP不同，TPP是排它性的多边主义，相比之下，RCEP更具包容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所做的是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跟西方排他性的多边主义不同。推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共同富裕”。

因此，RCEP很重要。尽管从规则、原则上来看，这好像是比较传统的经贸投资，包括关税、投资贸易服务便利化等，但这确实是必须的。从贸易方面来说，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并不比欧盟、北美地区低，但我们在规则、法治上的规定并不多，所以RCEP的生效实际上表明签署这个协定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制度化，日后将向着法治化推进。

RCEP在今年年初生效，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疫情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例如在供应链方面，欧美与不少亚洲国家之间的供应链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截至目前，亚洲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运作算是比较顺畅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疫情而放缓推进RCEP，而是要尽快推进。RCEP所起到的作用是经贸导向。当前推进RCEP的实施，就相当于推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RCEP在多国逐步生效实施。您如何评价RCEP的落地实施效果？

郑永年：到目前为止，我认为RCEP的落地还是比较顺畅的。当前的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供应链危机等，使全球经济的前景不乐观。因此，从区域的角度来说，RCEP是一个区域经济的亮点。因为各个国家都想抓住机遇，想找到一个“抓手”来提振当地经济的发展。

当然，RCEP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RCEP侧重于传统的投资贸易，促进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下一步。去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我认为从RCEP到CPTPP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我们做好传统的投资贸易基础后，再逐步提高贸易标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CPTPP缺少了中国，它的体量将会小很多，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只有大家一同加入，才能共享发展。因为在区域经济中，若只有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发展也是不稳定的。

在过去四十年里，亚洲地区国家之所以发展得好，成为最和平、发展最稳定的区域，是因为各国都在一步步扩散、开放地发展。因此，RCEP的实施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日后加入CPTPP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是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21世纪》：您曾表示我们将长期处于“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的时代”标志着从198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的结束。在“超级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都在全球范围内高度流动，促使资本扩大，各个国家政府的角色弱化。当前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可能会回到像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到1980年代的全球化，当时政府、资本等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很多年里，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凯恩斯主义被否定。但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有它的合理性。我们将再次回到国家至少拥有部分经济主权的全球化时代。在我看来，全球化进程是不会停止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力量阻挡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动，这些政治力量只能是设置一些阻碍，全球化还是会进行下去。

所以，在“有限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角色更为重要。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时，中国要逆向而行。因此，我提出了“中国要步入第三次开放”，“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开放的国家往往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21世纪》：“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将会怎样影响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格局？

郑永年：经过四十多年在开放状态下的成长，中国占据了全球中下端的供应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开放，首先要巩固中下端的供应链，然后去竞争更高端的供应链。中美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当面对美国在高科技芯片等领域的封锁时，中国也不得不竞争。若不往高端供应链领域发展，我们很有可能会频繁面临被“卡脖子”的窘境。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继续深化开放，来巩固中下端的供应链，并通过向科研和研发的有效投入，往高端的供应链发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避免像美国那样把供应链武器化，不然会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造成破坏。我们要成为保持开放的经济体，在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便能造福人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中国该如何逐步往质量型经济方向发展？

郑永年：首先，要有经济发展。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是技术，我们要做更多的研发，需要往供应链上端走。科技是生产力，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加大了科研方面的投入。

但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做创新，而要在开放状态下进行创新。另外，规则就是生产力，要符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所提出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包括政策、规则等的统一。

第三，人才就是生产力，因为知识经济背后就是人才。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做出改革，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国际人才，还要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到中国发展。另外，还要为人口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建立“宜育”社会。

未来，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科技”“规则”“开放”“人才”都将是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