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之际，气候变化已经拉响红色警报。

MSCI亚太区ESG与气候业务主管、南亚及东南亚主管何诗兰（Chitra Hepburn）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如果要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的目标，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将范围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排放量减少约248亿吨。如果要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的目标，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将范围1的排放量减少1963亿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按照当前的减排力度，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或2℃的目标几乎无望达成。11月MSCI公布的最新《净零追踪报告》显示，全球上市公司的排放路径与本世纪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8℃的路径一致，62%的上市公司的排放路径超出2℃的升温幅度，其中有近四分之一（24%）的公司的排放路径将超出3.2℃的升温幅度。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11月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达成了一项来之不易的协议：各国同意由富裕国家牵头，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较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这一协议面临力度不足等诸多批评，但跨出了重要一步。

在何诗兰看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无论灾难发生在哪里，其影响无处不在。全世界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有些国家在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上遥遥领先，而有些国家则相对落后，“全球南方”需要“全球北方”在财政和其他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何诗兰。资料图

与时间赛跑

《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目前的进度已经大幅落后。未来形势会失控吗？如何加快行动？

何诗兰：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气候变化与我们经历过的任何其他危机不同，随着世界消费和生产增加，我们需要养活近90亿人并维持经济，这是有代价的，一切都需要能源。

如果要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的目标，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将范围1的排放量减少约248亿吨。如果不能实现，那么在两年内，我们就会耗尽1.5℃升温幅度的所有碳排放预算。如果要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的目标，我们必须在2050年前将范围1的排放量减少1963亿吨。但即使这样做，在预算耗尽之前，我们仍然只有18年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我们看到的这些风险也是金融风险，与财务损失或估值损失直接相关。气候变化已经产生影响，现在洪水、台风、极端高温、野火等事件发生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当我们把这些损失加起来时，就会达到数万亿美元，保险公司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了解气候变化的模式，我们需要知道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在哪里、发生的频率，我们需要收集数据，我们还需要思考技术的应用如何帮助阻止或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将导致公司估值变化，公司也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南方”需要“全球北方”更多支持

《21世纪》：近年来极端高温、暴雨、干旱等频繁出现。极端天气对中国上市公司有哪些影响？

何诗兰：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国东部更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在中国南部，极端高温、热带气旋和野火的影响更大。实际上，影响中国东部、南部的极端事件对中国其他地区也产生了更大的经济连锁反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因素。当一些公司将中长期思维融入战略，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思维融入战略，他们往往比其他公司更持久，回报更高，投资者信心更高。

世界上有些地方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就是其中之一，但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无论灾难发生在哪里，其影响无处不在。全世界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某个国家没有洪水就不必担心。有些国家在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上遥遥领先，而有些国家则落后。整体而言，“全球南方”需要“全球北方”在财政和其他方面提供更多支持。

《21世纪》：如何看待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政策的进展？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可能给企业和投资人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何诗兰：2023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ISSB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欧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准则。亚太地区也在跟进，新西兰率先接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将在2025年开始采用ISSB披露准则。就范围1和范围2（间接排放温室气体）而言，我们看到亚太地区目前取得了很大进展，新西兰公司的信息披露率超过70%，MSCI中国指数成分股的披露率为52%，而2019年为35%，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尚未有国家百分百实施ISSB框架，且仍存在不同版本，但目前已经有很大进步。

中国将成为创新的温床

《21世纪》：你曾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10个国家生活和工作。根据你的观察，其他国家有哪些绿色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供世界借鉴？

何诗兰：首先，我想谈谈我所居住过的地方——我曾经在欧盟等发达市场及印尼等新兴市场工作和生活过。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我想到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我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目睹过中国这样的深入转型，中国转型的规模和速度的惊人程度独树一帜。我相信，中国将成为创新的温床。

《21世纪》：成本问题让很多企业无法拥抱转型，如何破解这种困境？如何让转型成为企业的助力而不是拖累？

何诗兰：我和亚太地区的很多公司谈过，成本肯定是一个主要问题。成本有两部分，一是公司层面的实际成本，如果公司考虑转型，必须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进行实际的改变。二是投资者层面的成本，五年前，我接触的大多数投资者都没有可持续发展团队，也普遍没有关注气候风险的人；如今，当这些投资者不得不招聘相关人才时，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我们在经济学中总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既要考虑风险，也要考虑机遇。气候变化将导致资产的重新定价，而资产的重新定价最终将带来利润。所以，如果公司和投资者以前瞻性的方式决定投资清洁技术或任何未来可扩展的颠覆性技术，未来我们会看到最高的绿色营收来自这些领域。

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三个不同方面的挑战。首先，监管机构会对他们提出监管要求，并制定具体的方向和必须达到的指标。其次，投资者给他们施加压力，必须保持盈利，但也不能影响范围3（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最后，消费者会要求企业变得更环保，会对不同产品进行比较。

可再生能源方兴未艾

《21世纪》：加速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亚太区和中国在能源转型上有哪些进展？未来发展空间有多大？

何诗兰：我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早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来过上海，当时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看到，早在15年前，中国就有非常明确的可再生能源目标，早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无疑也是遥遥领先的，这非常令人振奋。

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非常巨大，可再生能源需求占全球需求的75%左右，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为显著，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21世纪》：目前亚太地区动力煤发电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新能源需要技术突破和成本降低才能进一步普及？

何诗兰：对于任何关注能源转型，特别是能源结构转型的人来说，煤炭绝对是议程上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所需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和产品。但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分化，欧美煤炭需求几十年前已经达峰，亚太地区需求仍在增长，没有足够的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所有需求，这意味着仍然需要煤炭，亚太地区对煤炭的需求是真实的。未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新建燃煤电厂的速度减慢，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规模扩大。为了使能源结构保持健康，必须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