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技术进步带来深刻冲击之际，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1月20日至24日在瑞士冰雪小镇达沃斯—克洛斯特斯举行。围绕“智能时代的合作”的主题，近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领袖将展开对话，为全球最紧迫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亚太区主席安屹杰（Neeraj Aggarwal)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论坛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科技、气候变化和人才等议题之间的协同。他认为，在地缘政治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今年的主题非常及时且切中要点，确实需要推动“智能时代的合作”。他也希望通过达沃斯论坛让更多人关注亚洲的成就和潜力。

他表示，在本届年会上，他非常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可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成本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方面。“首先，通过供应链优化实现成本效益是许多企业领导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担忧所在以及当前所取得的进展。其次，应对气候变化，付诸行动和无所作为都会带来成本。作为一个亚洲人，我深刻意识到我们面临的独特挑战。在迈向2030年的关键五年中，我希望能听到更多关于政府和企业可采取的实际气候策略。”

本届达沃斯与以往有何不同？各方达成共识是否更加困难？当前全球的主要风险为何？怎么看2025年的世界经济前景？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是一场泡沫？金砖扩员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哪些新趋势？亚洲在气候行动方面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安屹杰在采访中一一做出了回应。

安屹杰。资料图

期待在达沃斯上听到更多亚洲故事

《21世纪》：这是你第几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今年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你期待获得哪些收获，最关注哪些讨论？

安屹杰：我已经参加过好几年的达沃斯论坛了，每次都有不同的独特体验。今年的论坛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科技、气候变化和人才等议题之间的协同。在地缘政治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今年的主题非常及时且切中要点，我们确实需要“智能时代的合作”。

科技和气候变化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自ChatGPT问世两年后，如今企业领导者们该是时候将试点项目规模化，并将对人工智能的雄心转化为实际影响。我非常期待听到各位领导者是如何从试验阶段过渡到成果阶段的，他们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另一个我非常关心的议题是可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成本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方面。首先，通过供应链优化实现成本效益是许多企业领导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我希望了解他们的担忧所在以及当前所取得的进展。其次，应对气候变化，付诸行动和无所作为都会带来成本。作为一个亚洲人，我深刻意识到我们面临的独特挑战。在迈向2030年的关键五年中，我希望能听到更多关于政府和企业可采取的实际气候策略。

最后，作为亚洲创新的坚定支持者，我觉得还有许多关于亚洲的故事尚未被广泛了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达沃斯论坛让更多人关注亚洲的成就和潜力。总体而言，今年我更希望在达沃斯的讨论能够更加注重行动而不仅仅是想法，我也很荣幸能够代表更广泛的亚洲视角参与这些讨论。

跨国、跨部门合作比以往更加重要

《21世纪》：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跨国沟通与协作对于解决一系列紧迫的全球议题有怎样的意义？有分析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达成共识变得越来越难。你对此怎么看？当前，面对哪些议题，公私部门的合作与对话最为必要？

安屹杰：当前世界确实正在面临重大挑战，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互联互通。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之间、公私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沟通与协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共识的达成从来都不简单，但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诸如气候变化、数字化转型、健康公平性以及地缘政治稳定与贸易等问题，都是需要协作应对的。这些问题的性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甚至无法独自解决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跨境协作能够促进知识共享、资源整合和创新，为各方提供解决问题的规模化能力。例如，从疫苗的研发到全球分发，减轻新冠疫情影响的关键就在于各机构之间的积极沟通与合作。这充分证明了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跨国、跨部门的合作的必要性和价值。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经历了显著的转型

《21世纪》：在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出海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跟以往有何不同，有哪些新的趋势？比如，棕地投资、绿地投资，还是投资并购更多？哪些地区和行业成为热点？国企还是民企居多？海外营收情况如何？你觉得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安屹杰：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经历了显著的转型。尽管拓展国际市场的雄心依旧强烈，但其战略、目标地区和行业重点已发生重要变化：

首先是投资策略的转变。绿地投资呈上升趋势，尤其注重在发展中市场建设本地化基础设施；并购活动仍在继续，但更具针对性，重点放在获取技术、品牌和市场准入，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随着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正在从单一功能（如制造、销售）向建立端到端本地化供应链转型，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电商和绿色技术在全球市场建立领先地位。

其次是地区热点的变化。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增长，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机遇。从2021年至2023年，中国对东南亚制造业的累计投资超过400亿美元，远超其他地区。另外BCG报告显示，东盟预计到2033年将占中国贸易增长的一半，这主要得益于强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在这一地区的伙伴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与民企在出海方面的表现上有所不同。民营企业的表现日益突出，尤其是在推动创新和采用灵活运营模式方面；而国有企业仍侧重于在重工业、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据BCG调查，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视为主要挑战。此外，实现本地化的战略与运营也是挑战之一，实践本地化战略变得至关重要，包括建立海外研发能力、融入当地生态系统，以及快速迭代市场策略。另外，在价值链上的核心能力建设也正在成为中企国际化进程的关键优先事项。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通过在投资策略、行业关注点和地区优先级上的战略转型，正在重塑国际化格局。民营企业在推动创新和市场进入方面表现强劲，而国有企业则继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本地化挑战仍是企业出海的主要障碍，成功的关键在于以灵活性、可持续性和协作精神应对这些复杂性。

在气候行动方面，亚洲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体

《21世纪》：最后，我想问一下亚洲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角色。面对发展和减排的平衡难题，再加上能源安全的问题，你怎么看亚洲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资金缺口巨大、关键技术尚未突破等难题，是否会成为亚洲气候行动的阻碍？

安屹杰：在气候行动方面，我认为亚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体：一方面是面临紧迫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蕴藏着潜在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承认一些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当前的投资水平，全球气温将持续沿着3°C以上的路径上升，到2100年，累计GDP损失可能高达16%至22%。而亚洲拥有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同时也是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来源地。

然而，正是这种紧迫性推动了亚洲在气候技术创新方面的大规模努力。例如，亚洲在太阳能发电和电池储能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在过去20年中对太阳能面板生产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使太阳能面板的成本下降了95%以上。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大幅降低了获取太阳能的总成本。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太阳能有望在能源使用中取代化石燃料，成为主导能源。预计到2030年，亚洲安装的太阳能发电容量将是西方的两倍以上。

尽管资金缺口和技术突破的挑战确实存在，我依然对亚洲在气候行动中的潜力保持乐观态度。亚洲不仅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在通过创新推动规模化的气候行动，这使得亚洲不仅成为挑战的焦点，也成为解决方案的关键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