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4908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

回顾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2024年9月以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旨在支持经济稳增长、提振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些政策包括了涵盖家电和家装消费品的以旧换新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放宽“限购”和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等方面。

在近期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的专访中，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2024年9月底以来的政策调整，可以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策调整。而且，我们认为这一轮政策调整目前尚未结束，其后续影响还将在2025年的政策调整过程中进一步显现。”

朱海斌认为，这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效果。在以旧换新政策方面，以1.4倍乘数效应来看，1500亿元的投入带动了约2100亿元的消费规模。另一方面，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止跌企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比如在2024年11月，房地产销售数据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同时房价下跌速度也在放缓。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5年经济工作的9项重点任务，其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首位。

“对于提振消费，我认为首要任务是收入的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是第一位的。居民有更多的钱可以消费，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更加积极，这是提振消费的最基本动力。”朱海斌指出。

如何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朱海斌建议要将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具体而言，要进一步放松服务业监管政策和创造更加透明的环境。

展望2025年，朱海斌认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发挥服务业稳增长、稳就业和稳收入的作用。

朱海斌。资料图

关注政策效果的延续性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整体表现？有哪些表现突出的亮点？

朱海斌：回顾2024年，中国经济在第一、第四两个季度表现较好，而中间的季度面临了一定的下行压力，各季度的GDP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

从整体经济运行表现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经济中新旧动能转换显著。例如，一些新兴产业的表现仍然非常强劲。然而，房地产和消费的表现仍对经济增长有所拖累。

另外，2024年最值得一提的是9月之后一系列政策的积极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扭转了二、三季度经济持续偏弱的态势。

2024年9月底以来的政策转换，可以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策调整。而且，我们认为这一轮政策调整目前尚未结束，其后续影响还将在2025年的政策调整过程中进一步显现。

《21世纪》：在过去一年，我国落实了一系列提振消费的举措，包括中央特别国债中1500亿针对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刺激政策，以及央行在上年9月底再次宣布对于存量房贷的下调。根据您的研究，这些举措的成效如何？

朱海斌：首先来看大背景，2023年是疫情后重启的第一年，消费复苏强劲。2023年的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3%。与2023年相比，2024年消费的复苏势头明显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从2023年的7.3%左右下降至约3.5%，其对经济的贡献明显下降。

从经济结构来看，内需不足仍是当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我国消费者整体消费占GDP的比重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有一些统计的因素，但也确实反映出了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就消费的痛点而言，一方面，居民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信心预期仍然不足；另一方面，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连续调整对居民的财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国在2024年9月以后出台的政策非常有针对性。从财政端来看，去年的超长期国债中，有1500亿元专门用来支持以旧换新，尤其在汽车和家居消费领域。此外，央行进一步调低存量房贷利率，预计平均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总数为1500亿元左右。此外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针对特困人群和学生的财政支持。

从过去几个月的数据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比较突出。在以旧换新政策方面，我们估算其乘数效应约为1.4，即这1500亿元的以旧换新投入，带动汽车和家装等零售消费额比正常水平额外增加了约2100亿元的消费规模。

因此，以旧换新政策对受益产品的销售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拉动效应。这也是政府今年将延续以旧换新政策的原因，今年1月初，第一批810亿元的以旧换新计划已获批，且受益产品范围目录也进一步扩大，这是今年消费刺激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外，从房地产数据来看，2024年9月份以后的政策调整，包括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房贷首付比例进一步下调、税收优惠政策和限购政策的放宽等措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2024年11月是近三年以来房地产销售数据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的月份，同时房价下跌速度也在放缓，这些都是最近这一轮政策调整带来的积极效果。

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政策效果的延续性。在消费刺激方面，我们希望今年能看到更多、更大力度的消费支持政策。在房地产政策方面，我们希望政府在关键领域能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如地方政府购买存量房转为保障房和租赁房，以及解决房地产开发商融资难等问题，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企稳趋势。

另外，我们认为下一步房地产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加快去库存。由于去库存收储的速度整体偏慢，建议在财政方面可以考虑贴息，或者以收益率补贴的方式加快去库存和收储的进度。

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租金收益比大概在2%左右，但如果是商业化收储的模式，可能需要3.5%到4%的收益率才能推进。如果财政部可以用两个点左右的幅度进行贴息或收益率补贴，将是一个低成本但收益高的政策。如果每年贴息两个点，相应的财政支出仅为200亿元就可以支持1万亿规模的收储，这会对房地产的止跌回稳起到积极作用。

服务业转型升级同样重要

《21世纪》：2025年，我国还有哪些提振消费的政策空间？

朱海斌：对于提振消费，我认为首要任务是收入的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是第一位的。居民有更多的钱可以消费，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更加积极，这是提振消费的最基本动力。为此，政策上一直强调提振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包括两部分，除了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转型升级也非常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要把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具体来说，需要服务业监管政策的进一步放松，营造更加透明、更加可预测的政策环境，以及推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等。

第二个重点是财政政策。我认为，今年财政政策在刺激内需上还有更大的操作空间。2024年，一个可喜的积极变化是，我们在刺激消费上有具体政策开始逐渐落地。今年，这些政策不仅大概率会延续，而且预计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同时，促进有效投资仍然是经济政策尤其逆周期经济政策调整的抓手。从目前的政策框架来说，投资对提振消费仍然非常重要。从2024年的相关政策来看，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通过超长国债来支持“两重”和“两新”，其中与投资相关的就是“两重”和“两新”中的设备更新，这大概率今年也会延续，并且范围也可能会扩大。所以，这些领域方面的政策今年都值得继续关注。

中国应成为全球化主要捍卫者

《21世纪》：2025年，我国应如何有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

朱海斌：这一点很重要。政府也非常明确地表明，虽然面临着外部的巨大不确定性，但改革开放的初衷不变。而且，在原先的基础上，经济要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

从过去二三十年中国高速增长的经历来看，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今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国也应该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捍卫者。在这一方面，比如2024年的单边开放政策，特别是签证政策单向开放，以及制造业已基本实现的完全对外开放，都是很好的例子。

下一步的对外开放，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业领域。服务业可能是未来稳增长、稳就业、稳收入的一个重要政策抓手。目前来说，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相较于制造业仍然是滞后的。最近政府一直在谈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理解这主要是在服务业领域。比如，我国一直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加入CPTPP更大程度是在于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开放。

从中国维持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角度来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一个既利于自身又利于全球的政策，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应该继续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深化服务业的开放合作，进一步吸引外资、稳定外贸，为经济持续增长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