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中非关系定位实现了‘四级跳’。中非关系的变化体现了中非合作的与时俱进，以及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所长黎文涛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峰会期间，中非关系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此次峰会还宣布了未来3年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涵盖文明互鉴、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互联互通、发展合作、卫生健康、兴农惠民、人文交流、绿色发展、安全共筑等十大领域。

黎文涛指出，“十大伙伴行动”涵盖内容广泛，为中非具体领域务实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可以预见，围绕产业链、互联互通、新能源、绿色发展等展开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中非贸易、中国对非投资的新的增长点。

迄今，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对非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日益多元、绿色、可持续的特点。中国对非出口从以日用消费品、轻工业品为主发展到出口机电、能源、电动车、光伏产品等，非洲对华出口从以矿产、能源等资源类产品为主扩大到农产品。

此次峰会，中方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这对于未来扩大非洲对华出口、平衡中非贸易、提升非洲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黎文涛说。

黎文涛。资料图

中非关系定位实现“四级跳”

《21世纪》：自2000年设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对于促进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黎文涛：中非合作论坛对于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成立，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机制化的平台，推动中非关系迈入更加体系化的发展轨道。

论坛部长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届，对过去中非关系取得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进行提炼与总结，同时对未来一段时期中非关系进行规划。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对于中非关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中非合作论坛带动下，中国对非合作在经贸、政治等各领域实现飞跃。

此外，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效仿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开展对非峰会外交。这也体现出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影响力。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大国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处于领跑和标杆地位。

《21世纪》：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此次峰会相较以往有何亮点？峰会成果为中非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

黎文涛：经商定，中非双方先后于2006年11月、2015年12月、2018年9月、2024年9月举行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4年峰会的亮点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确立了新时代中非关系的新定位。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中非关系定位实现了“四级跳”，从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到提升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次峰会双方关系又一次整体跃升，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关系的变化体现了中非合作的与时俱进，以及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重视。

二是明确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洲复兴也离不开现代化。从历史来看，非洲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非洲的经济、政治、安全等深受西方影响，但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未促使非洲走向国家的繁荣、经济的自强和人民的富足。甚至，西方现代化建立在非洲的“痛苦”之上，影响了非洲现代化进程。此次峰会提出的现代化六大主张，更加符合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道路，是对以往西方现代化的纠偏，也说明西方式现代化并非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现代化应该多元发展，更加符合各国国情。

三是宣布了未来3年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涵盖内容广泛，为中非具体领域务实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可以预见，围绕产业链、互联互通、新能源、绿色发展等展开的合作，将成为未来中非贸易、中国对非投资的新的增长点。

中国对非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1世纪》：中非贸易近年来呈现怎样的特点以及有何新趋势？

黎文涛：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经贸额高速发展。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迄今，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对非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日益多元、绿色、可持续的特点。中国对非出口从以日用消费品、轻工业品为主发展到出口机电、能源、电动车、光伏产品等，非洲对华出口从以矿产、能源等资源类产品为主扩大到农产品。

此次峰会，中方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这对于未来扩大非洲对华出口、平衡中非贸易、提升非洲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峰会期间，中方提出兴农惠民伙伴行动。中方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派遣500名农业专家，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中非农业合作发展前景？

黎文涛：中非农业合作是中非合作非常重要的一环。非洲面临的两大挑战在于饥饿与就业，这直接关乎政权稳定。由于诸多因素制约，非洲粮食依赖进口。但从资源禀赋来说，非洲拥有全球占比最高的未开垦耕地，农业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伴随此次峰会取得的成果，有助于将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和相关技术、设备引入非洲，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推广效应，为非洲农业发展提供借鉴，一定程度缓解非洲面临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21世纪》：你对未来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如何防范风险有何建议？

黎文涛：我认为中企走进非洲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密切关注非洲国家政局稳定性情况；二是根据农业、轻工业等不同细分产业提前做好市场调查和长期战略规划；三是做到合法合规，避免相应风险。

助推非洲重工业化发展

《21世纪》：根据你了解情况，非洲推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黎文涛：除了南非、摩洛哥等少数非洲国家，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对外出口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历史原因。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一直把非洲定位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并未帮助非洲发展工业。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后，经济仍处于半殖民状态，经济命脉被跨国企业把控，非洲工业并未得以发展。同时，伴随全球化发展，非洲产业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法与之竞争，因此工业化水平一直未得到明显提升。

二是教育水平。长期以来，受欧美影响，非洲教育更加注重文科而忽视理工科，从而造成较大的工程师与技术人才缺口。此外，即使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也大多数就职于欧美企业或者移民其他国家。因此，非洲缺乏支撑工业化发展的人才队伍。

三是国家政策。非洲一些国家强调工会的力量，制定高标准的劳工薪酬。然而，这些国家整体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程度，劳动生产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落后于中国、越南以及一些拉美国家。从成本考虑，非洲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此外，受西方影响，非洲很多国家发展自由市场，与此同时没有相应的保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政策，从而非洲工业化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1世纪》：中非深化合作对于非洲工业化发展有何影响？

黎文涛：中国对非洲的工业化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围绕能源、矿产展开了诸多合作。与以往西方企业直接对非洲的资源进行开采后运出非洲或者在国际市场出售不同，中国的油气企业在乍得等非洲国家建立包括输油管道、炼油厂等在内的上下游产业链。这对于非洲重工业化发展具有巨大战略推动作用。

此外，中非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非洲产业园区的建设，使园区成为资源密集、政策集中、产业汇聚的“桥梁”。这对于非洲工业化发展也有很大带动提升。

增强“造血”功能以促进经济发展

《21世纪》：中国对非援助已有68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对非援助取得的成效？

黎文涛：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经济条件。相较之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非援助提出的前提性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往往与非洲的现实处境与发展逻辑不符，反而阻碍了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美国千年挑战计划对相应受援国提出了20多项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客观来说，如果非洲国家能达到这些标准，那也就不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了。这形成了一个悖论。

除了紧急粮食援助等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对非援助主要是以急需项目为抓手进行生产性项目援助。同时，中国强调援助与对外投资、经贸的相互协同与促进，通过帮助非洲国家增强“造血”功能来促进其经济发展。整体而言，能够带来流动性的就是好的项目。此外，“小而美”民生项目更加灵活，更能贴合非洲当地百姓的需求。

《21世纪》：你在第五届中国与国际发展论坛上谈及债转发展是缓解非洲债务问题的方式之一。请问，评估是否适合开展债转发展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黎文涛：债转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处理非洲债务、促进非洲发展的一种方式。债转发展的核心在于减轻非洲的债务压力，同时将非洲的债务转变为发展红利。整体而言，债务发展项目需“从小到大，从易到难”，与债权国进行商讨，与债权国利益相挂钩。具体操作中，债转发展项目除了考虑民生、教育等服务性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改善非洲经济流动性缺失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产生利润和持续收入，解决非洲面临的外汇短缺、资金不足问题，使得项目变为“现金奶牛”，这才可称之为好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