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民建上海市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

近来，随着美国政府换届，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对美更高出口关税的威胁，因此，可能对一些出口企业造成迁往东南亚等地的压力。一直以来，社会各界期望沿海地区的产业链能够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以实现对企业外迁的替代。但是，如果看实际情况，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同时，近来的大数据监测结果显示，转往东南亚的制造业下游企业并没有带动上游企业大规模转移出境，反而是随着下游企业需求的恢复，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内地的上游企业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综合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仍需加强，通过充分发挥沿海地区产业集聚效应以及新的技术优势，服务于国家的产业链安全目标。

首先，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仍然有大量的产业是面向出口的。只要国际贸易的主流运输方式是海运，再加上在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链上下游相互的集聚，起到了降本增效的效果，同时，贸易、金融、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那么，这些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的集聚优势，就难以被内陆地区取代。尽管在中国西部也建了欧亚铁路连接中国和欧洲，但要看到，陆上运输的成本远高于海运，而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日本、韩国都无法通过铁路来连接，东盟作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之间主要也是通过海运来实现货物运输。

第二，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使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向着市场化的方向配置，有可能强化沿海地区的优势。前些年，沿海地区面临着劳动力流入受到户籍制度影响，以及建设用地指标投入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但是展望未来，这些问题将有可能得到解决，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就有可能形成内陆地区相对更加不利的竞争条件。与此同时，随着2024年8月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中央层面也对于欠发达地区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对企业进行补贴来招商引资的方式开始予以纠正。在市场越来越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的时候，企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并不具有成本优势。

第三，有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也是被社会各界忽视的，那就是中国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同属于人民币统一货币区，而人民币的汇率是全国统一的。因此，在内陆地区劳动生产率低于沿海的情况下，由于对内同时使用人民币，对外汇率是统一的，这就使得内陆地区在开展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时候，影响了其国内国际贸易的价格竞争力。

第四，一些内陆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营商环境不够法治化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投资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的积极性。

因此，针对以上局面，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第一，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应该强化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要素配置保障，通过人口更为充分的流动和土地按照实际需要的供应，来延缓劳动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同时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以及新的技术优势，来强化优势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产业链安全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更多由市场配置的情况下，相应地由企业来自主决定是否向内陆地区转移。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更多面向内需的企业，对沿海地区的人口和土地成本较为敏感的企业，或者出口导向型企业中产品不以水运为条件，而是通过飞机运输体积小、附加值高的产品的企业，或通过互联网提供服务的企业，会更多地向内陆地区转移。一些企业也会把自己相对不必须布置于沿海地区的部门或者生产单位向内陆地区转移，但这些转移不是全产业链的转移。政府只需对此做适当的引导，无需干预企业的选址决策。

第三，在统一货币区的背景之下，要根本上提高内陆地区的竞争力，必须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于一些并没有产业集聚优势的内陆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当经济总量受到资源局限的时候，唯一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就是促进劳动力转出，实现当地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其中，一部分内陆中小城市的劳动力会在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一些区域性大城市周围集聚，形成围绕着内陆大城市的一个区域增长极。此时从全国角度来讲，即便出现向内陆地区的产业链转移，也主要是转移到内陆一些大城市及周围的都市圈范围。内陆一些邻近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可以布局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但不能离大城市太远，否则会引起产业链整体成本的上升。

第四，持续促进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的改善。一方面要加强法治在改善营商环境当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内陆地区整体生活质量的改进，吸引企业将自己的企业和员工布局在内陆地区。同时，在当前人口更为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人口的迁徙也有利于促进地方间展开营商环境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沿海地区可以通过在内陆地区做定向的飞地产业园并派驻政府工作人员的方式，进行一些定点帮扶，相应地可以设计共建双方分享税收的激励机制。

第五，要看到，一些产业链的下游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转移，其实是规避成本上升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限制的合理反应。因此，对于这部分企业出海行为要进行一定的帮扶，使这些企业能够更好顺应国外的政策、法律和文化环境。这不仅不会伤害到中国自身的产业，反而有利于中国经济趋利避害。近来的大数据监测结果显示，转往东南亚的制造业下游企业并没有拉动上游企业同步转移出境，相反，随着下游企业需求明显恢复，又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境内的上游企业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这未尝不是好事。